战国初期的李悝变法，算得上是一次较为彻底的变革，为魏国的称雄奠定了基础。

李悝在魏国主导的一系列变革，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其它诸侯国。商鞅几乎将魏国变法的经验照搬到了秦国。

那么，作为“老师”的魏国，为什么不能延续李悝变法带来的红利，而让“小学生”秦国“得道升天”？

李悝其人

李悝是卫国人，年轻的时候跟孔子的学生子夏学习儒学。子夏虽然是孔子的高徒，但比孔子小44岁，身处春秋战国之交，受到真正意义上的礼崩乐坏的“感染”。

子夏是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，孔子也说过子夏能启发他。但是，孔子认为子夏功利心太重，曾批评子夏“无为小人”。

子夏主张

“仕而优则学，学而优则仕。”

充分证明他就是个实用主义者。还有一点，子夏的原则性很强，而且在政治上主张改革，所以有点法家的影子。

子夏的这些思想对李悝等人的影响很大，而李悝正是用儒学的底子，开启了法家之路。

李悝认为儒家的“礼”已不适应当时的社会现实，要推动社会发展，就得“齐贵贱”，也就是要重视法律，抛弃儒家的“刑不上大夫，礼不下庶人。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。

首先，向宗法制叫板，废除世卿世禄制，提出

“食有劳而禄有功，使有能而赏必行，罚必当”。

让有个好出身就可以衣食无忧的贵族没了依靠，让那些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得到奖励，并走到政治前台，使魏国的世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转变。

其次，编写并推行《法经》，一切让制度说话。这部法律虽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法，但它是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成文法典。

学生商鞅

比较巧的是，商鞅和李悝是老乡，也是卫国人，还是卫君的后裔，所以称公孙鞅或者卫鞅，后来在秦国获封商于十五邑，号为商君，才叫商鞅。

商鞅跟李悝一样，也是到魏国学习和发展的，但跟李悝没有什么交集，因为李悝死于公元前395年，而商鞅刚好在这一年出生。

商鞅本来是魏国国相公叔痤的管家，公叔痤推荐其为自己接班人，在魏惠王不用的情况下，才跑到秦国发展。

而商鞅到秦国，是带着李悝的《法经》去的。商鞅正是以《法经》为蓝本，为秦国制定了一系列法规。

由此看来，李悝没有直接教导过商鞅，也不清楚商鞅曾经在谁的门下学习，大概率是自学成才，是在魏国的耳濡目染下，掌握了李悝的一系列思想，并对魏国的改革了如指掌。

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，做的第一件事，也就是那个著名的“徙木立信”，也是全盘照搬魏国的吴起在西河搞得“徙木立信”。对于商鞅来说，不需要创新，学着魏国的样子照做就够了。

而商鞅实施变法，在废除世卿世禄方面做得更加彻底，更加坚决，贵族子弟打仗提不回人头，从王族中直接除名。没有军功，贵族什么都不是，有钱也得装孙子，不能享受各类VIP服务。

魏秦变法之相似处

李悝在魏国的变法，核心就是重农，因而李悝又被称为重农主义的开山祖。那个年代，农业跟经济基本上是划等号的。李悝在经济方面的举措就是“尽地力”和“善平籴”。

尽地力是鼓励和督促农民精耕细作，尽可能提高产量。而“平籴法”是李悝的首创，此法被沿用了几千年。

就是国家在丰收时平价收购粮食储存，发生饥荒时又平价卖给农民，平抑货价，保护农民，促进农业生产，使魏国快速富起来。

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中，也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基础在国家强盛中的重要性，而确保国家富裕的唯一途径就是重农抑商，所以，他把重农做到了极致。

农民的收成好，可以不当兵不交税。如果不好好种地，做生意挣不了钱，把老婆没收了给政府当服务员。

此外，商鞅废井田，开阡陌，就是承认土地私有，老百姓有了土地，更加促进了农业生产，按后世李斯的话说：

“孝公用商鞅之法，民以殷盛，国以富强”。

富和强是联系在一起的，富是经济，强是军事。

魏国有了经济支撑，便由吴起创建了魏武卒。之前的士兵大多是耕战一体，打仗时征兵，战争结束后回家种地，还得自带兵器。

打仗是一种义务，战死和取得军功没有多大的区别。魏武卒可能是早期的募兵制，精选的士兵是职业军人，打仗有了军功，会有丰厚的奖赏。

当兵既不影响种地，还能解决温饱，又能为家里带来经济利益。有了强大的激励，魏武卒当时所向披靡。

商鞅在秦国变法的另外一项重要举措就是赏军功，士兵打仗时提回来一个敌人的脑袋，加一等爵，按首论级，这就是首级的由来。

士兵的前八级就按提回来的脑袋说话，在这个制度下，秦国的虎狼之师由此诞生。

魏秦变法之成效

李悝在魏国的变法，改变了魏国的政治制度，激活了官僚体系的活力，强化了社会管理，有效促进了经济发展，打造出了勇猛的军队。

而魏国变法的成功，很重要的一点，得益于魏文侯的鼎力支持和知人善任。除了李悝，翟璜、西门豹、段干木、田子方、吴起、乐羊等一大批各领域人才得到重用。

西边，吴起领军占领了本属秦国的河西地区，并设立西河郡，把秦国压缩到了华山以西的狭长地带。

北边，由乐羊带兵，灭了中山国。此后在攻击齐国等各类对外战争中，都取得了非常耀眼的战绩，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名副其实的霸主。

商鞅在秦国的变法，同样受到了秦孝公的全力支持。商鞅在管理方面还推行连坐法、禁止私斗，经济方面强令成年男子分家，在地方管理上推行县制。

为了确保新法的执行，太子犯了新法，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受处罚、公子贾受刑黥，从而使新法得到有力推广，短时间内起到了很好的效果。

十年后，秦国路不拾遗，家家富足。

后来商鞅带领秦军围攻魏国首都安邑，逼魏国投降。之后为了称霸天下，把秦国首都从雍地搬到了咸阳。

至此，秦国的实力足以抗衡山东六国，为后来的秦国统一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魏秦变法之结果

魏国的变法图强，是在魏文侯的主政下实施的。李悝是变法的实施者，为魏国的富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，虽然不是唯一，但肯定是魏国富强的重要推手之一。

李悝活了60岁，关于他的死，有两种说法，一是寿终正寝，二是判错了案子，羞愧自杀。

让魏国强起来的另一个重要推手是吴起，吴起也是儒家弟子，但人品被儒家诟病而逐出师门。吴起的终极目标是成为卿相，所以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常常“不拘小节”。

吴起在军事上可以与孙武齐名，但在人才济济的魏国，他的资历还是不够，翟璜、李悝这些人一直压着他，等到把这些人熬死时，也把魏文侯给熬死了。

魏武侯执政后，不能重用吴起，还把失落透顶的吴起逼向楚国，这是魏国不能延续魏文侯变法图强的一个开端。

后来，魏武侯、魏惠王在用人上的失误，造成李悝、吴起开创的各项图强举措不但不能再延续，强大的魏武卒还被庞涓两仗打了个精光，魏国开始走下坡路。

而秦国这边，秦孝公死后，商鞅被“车裂”。但是，商鞅的死，只是因为他个人的品行得罪了权贵，人人都说商君该死，但没有人说商君之法不好，所以他创立的法度一直被延续。

结论

魏国在魏文侯死后，他制定的一系列举措被弱化，甚至停滞，而秦国恰恰相反，

“商君虽死，秦法未败。”

那么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？

显然是文化的不同，魏国脱胎于晋国，深受中原文化浸染，宗法制深入人心，如果变革不彻底，所谓的祖宗之法就会死灰复燃。

到魏文侯的子孙时，从重用没有能力的公孙痤、公子昂等贵族，放弃孙膑、商鞅等人才就能看出，魏文侯一心想建立的职业官僚体系在他的子孙身上根本实现不了，其他改革举措自然无法延续。

而秦国被中原国家视为戎狄，对他们自身来说，就是因为没有先进的文化，就更渴望吸收外部的先进文化。

所以说，有了这个胸襟，在他们本土没有人才的情况下，天下的人才大多就跑到了他们这里。

更重要的一点，他们没有嫡长子继承的宗法制，他们的特点是“择勇猛者立之”，使得昏庸和庸碌之人很难上位，所以说，秦孝公的继承者虽然非常痛恨商鞅，但一点都不恨商鞅所立的法度，因为国君的继承人有孰是孰非的判断力。

秦国没有宗法制，同样也不存在分封制，地方机构的县制和上层“择勇猛者立之”之法，避免了世族政治，而职业官僚政治有利于引进人才和最大限度发挥人才的作用。

这样一来，商鞅立下的法度，刚好符合当时秦国的国情，能够被不同的阶层所接纳配资天眼线上，所以能够长期推行，成为秦国一步步进向强大的基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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